1932年6月，蒋介石自任总司令，陆续调集部队，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“围剿”。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，连续发起宜黄、乐安之战专业配资开户服务，给予国民党军重创。
宜黄、乐安战役后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命令红军北进，乘胜攻取南城。毛泽东和朱德考虑到南城已有敌人3个师的兵力把守，而且敌人还在不断增兵，他们当即改变原来的部署，主动撤退到东韶、洛口一带休整，寻找战机。
此时的苏区中央局已经受到王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影响，认为毛泽东不服从中央的命令，消极作战。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的行动，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，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。
10月3日，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。项英首先发言说：“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，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，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。当然，结论也只有一个：没有执行！”
周恩来听后谨慎地说：“先慢一点作结论好不好？会议刚刚开始，结论已经有了，那还开什么会？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！”
项英听后十分激动，霍地站了起来，质问道：“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，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，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？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，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？”项英说完以后，顾作霖等后方的委员们作了言词更为激烈的发言。
毛泽东默默地听完各位委员的批评，他抑制住狂烈的怨忿，尽量平静地解释说：“这是不公正的！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。可是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，叫人难以接受……目前，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，这是有血的教训的……”
项英却不愿意听毛泽东的解释，斥责道：“应该检查主观原因，应该深挖思想根源。我们红军斗志高昂，一向是攻无不克的！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，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，回到后方工作。”项英说完以后，几个后方委员对他的提议表示支持。
第二天，会议继续召开。项英已经有些不耐烦了，他要求毛泽东进行表态。
毛泽东意识到，无论再怎么争辩，也只是徒然延长会议的时间，自己的军权是必然要被剥夺的，他理智地克制了自己，平静地说了几句话：“天下理无常是，事无常非。先日所用，今或弃之；今之所弃，后或用之……我恭候中央的处理。”
项英显然不愿意弄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，他说：“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，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，大家事情多得很，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，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！”
顾作霖等人立即附议项英的意见，继续对毛泽东进行批评。会场上渐渐一边倒，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。最终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，将他调回后方。
毛泽东的内心十分痛苦，但还是平静地说：“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，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。我现在身体不好，痰中带着血丝，时常低烧。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。至于回不回前方，我服从组织决定。”
毛泽东被撤职后，到长汀福音医院“养病”，后来他在贺子珍的陪同下，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。云山寺是一个荒凉的庙宇，非常冷清，只有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了点菜地。毛泽东有时读书，有时与来干活的赵和尚聊天，谈禅论道，但是在“待业”的时间里，他的内心充满痛苦。贺子珍回忆，任何人都不敢同毛泽东说话，更没人敢来看他。毛泽东则说：“那时候，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，连一个鬼也不上门……还好，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。”
毛泽东这种挨批、受冷遇的际遇，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，才得到彻底改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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